追债记之回家回家
在这里，各式各样的人，生着各式各样的病。医生们尽力治疗，病人们努力康复，一切，似乎就该这么纯粹。然而，事实总比想象要复杂得多。一些看似与治疗无关的问题常横亘医生面前，再高明的医术解决不了，也无法绕过。
九月下旬的江南，暑热逐渐消退，大中午即使不开空调，室内的温度也能让午休时间过得气定神闲。忽然，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扯开了嗓子：“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……”
电话那头，是ICU左主任。“我这里有个病人，脑出血术后，病情很重，进来十天了，家属来过一次后就不来了，怎么办啊？”
很显然，这又是一个被家人有意抛弃的病人。
丁华东，39岁，四川人，在杭州打工，医院四五公里外的一个小镇。十天前的清晨，他在出租房里不省人事，医院。
医生诊断为大面积脑出血，深昏迷，不立即手术必死无疑，马上开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当时他身边没有家属，在警察的见证下，医院总值班代替家属签了手术同意书，为他做了急诊开颅手术。
派出所根据身份信息很快找到了他家人，第三天，医院。丁华东处于昏迷中，插着呼吸机，嘴张得老大，双眼浮肿，脸部扭曲变形，看上去有些吓人。
“这是一场大病，积极治疗应该能够醒来，但或许会留下明显的后遗症，生活能不能自理要看后期康复情况。治疗我们会尽力，之前家属没来，医药费都欠着，现在你们来了，想办法把费用交上。”医生说。
他哥哥在丁华东身边默默站了会儿，离开了。接下来几天，医院。开始医生以为是因为工作忙或者筹医药费需要时间，直至那天，有个治疗方案需要家属签字，医生电话联系了他。有好的治疗办法，家属一般都是巴不得赶紧签字，他哥哥却拖了好几天都不来。
医生们感觉到了异样。
左主任在找我之前，已跟对方电话沟通了多次。“他一个人，没结过婚，出来十年了，从不跟家里联系，这些年都是自己赚钱自己花，现在出这事，我也没法管。”他哥哥表示已离开浙江，去了海南。
十天过去了，丁华东正在逐渐醒来，他脱离了呼吸机，已经能够自主呼吸。叫他名字，偶尔能睁开眼睛，只是眼神混沌散乱没有着落点，他的意识仍处于模糊状态。
命是保住了，但四肢功能都明显受到了影响，右边的手脚根本不能动，左手的活动力量也明显减弱。后期将面临的，是漫长的康复治疗，要完全恢复已不可能，最好预期是生活基本自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39岁的大男人，以后再也不能自己挣钱自己花，必须依赖别人才能活着。
公司里的人来看了一次，丁华东到那里上班才一个多月，刚准备给他买社保但还没买。就算买了社保，按规定医保也要六个月以后才能办，这就是说，他的医疗费用完全需要自费。这种境况下，谁沾上他，就是一辈子的负担，家人避之唯恐不及，其实也是有部分的不得已。
现在，摆在眼前的问题是，没有医保，没有积蓄，已欠费七、八万，后续还需继续治疗，这医药费丝毫没有着落。待病情稳定，他就应该转到普通病房，家属不出现，陪护没有着落。没有亲人，没有房子，没有生活来源，丁华东出院后的去处没有着落。一个原本扎根生活于芸芸众生的人，现在像一颗植物从泥土中被连根拔起，没有了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滋养，生命与未来变得飘忽起来。
我想来想去，想到了民政部门，这可是专们帮助困难人群的政府机构。打听到丁华东租住地民政办主任的电话，一看名字，竟然是我十几年前带过的一个学生。当年我是妇产科的助产士，她是一个乡镇的计划生育服务派来的进修生，专门来学习人流、放环、取环这三项计划生育小手术，因为年纪相仿，相互之间处得不错。
我心里很高兴，有这层交情在，能帮的忙应该不会不帮吧。果然，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稀还能与记忆里的相匹配，只是多年未见，语气中已有了场面上的客气。
“我们的救助主要针对本地户籍人口，外地民工患重大疾病时，要有在本地打工满一年以上的证明，并由本人提出申请，我们可以考虑相应救助。”很明显，这些条件丁华东都不符合。
“既然他是厂里的工人，你可以找工会试试，他们有一笔救助工会会员的专项基金。”我赶紧从网上找来工会电话打过去，“如果他是工会会员，可由单位提出申请，年底可以得到两到三千元的困难补助。”两到三千元？杯水车薪啊，聊胜于无吧！再打“我们小私营企业，根本没有成立工会组织。”公司负责人说。
再打电话给民政办那位老相识，心里有点死皮赖脸死缠烂打的感觉。“要不你们找救助站试试吧，他们或许有办法。”她又给我出主意。
我感觉救助站是针对流浪汉的，既然没有别的路，那就试试吧，或许行呢。“如果他回老家有困难，我们帮他买张车票还是可以的，医药费就没办法了。再说他有家人，也不是流浪乞讨人员。”救助站工作人员说。
走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。救助的机构和途径似乎很多，但救助力度都不大，大家还各自画了一个圆圈，规定了自己的救助范围，而这个丁华东，似乎正处于众多圆圈的间隙地带，不管哪方面的救助条件都够不着。
但这么一个急需救助的人，他就在这里，他比一般的生活困难没有路费回家的人更需要救助百倍千倍。当那些原意为了保障而制的规定，成为名正言顺拒绝救助的托词，
医院，无处可躲，无法推脱。一个人，一个有病的人，施以援手，他就可以活着，反之，他就陷入绝境。医院，此时充当了丁华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丁华东的记忆稍有恢复，能听懂简单的词汇。其间，派出所又多次跟他老家方面联系，得知他家中还有一个七十几岁的老父亲。那天查房，医生问丁华东，你想家吗？想父亲吗？他忽然双眼流泪，呜呜呜地哭出声来。在场的医护人员一阵心酸。
确实，医院不是他的家，医生帮他治病已经很不易，没有能力管他一辈子。因此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帮他找回家人与亲情。但是，之前的种种努力，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，医务人员人微言轻，只有想办法借助社会的力量试试。
那天，医院官方微博上发出一条讯息，“死亡线上挣扎22天，四川籍民工念家盼亲人”，并附上了丁华东躺在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照片。本地几个有影响力的媒体和公安机关的官方微博进行了转发，众多爱心网友纷纷帮忙扩散，两个小时点击率超过两万。消息很快通过网络传到了四川。下午，四川方面两家很有影响力的纸媒记者相继打来电话，详细询问丁华东的情况，希望社会舆论的力量能让事情有所转机，改变丁华东的处境。
四川的有家媒体记者赶到丁华东的老家。70多岁的老父亲，坐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旧老屋前，手里编着一个竹筐。
老人有三个儿子，丁华东是老二，儿子们都在外打工，自己靠偶尔帮人打点零工艰难度日：“早就接到派出所的通知了，我实在管不了，请那边的好心人救救他吧，如果不行，我就当这个儿子死了。”记者打电话给他弟弟，“要是想去早就去了，如果去也就是去看看，治疗费啥的也负担不起。”
第三天，那家报纸以“打工男杭州病危盼不来亲情”为题，用整整两个版面对此事进行了报道。从法律法规、医保政策、社会救助角度，对在外务工者在他乡生病，老家的新农合能否发挥作用，如果亲属弃之不管是否违法，社会都有什么救助渠道等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。
最后的结论是，丁华东已经成年，父亲兄弟都不再有法定的抚养义务。他在外打工多年没有参加老家的新农合，无法享受医疗保障。当地律师还提出，所在地民政部门应当承担起救助的法定义务。问题又转了回来。
那家报纸还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，指出社会救助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兜底线，医院已经躺了一个月，在高额的治疗费用前，除了不是慈善机构医院独自苦撑外，并没有其他任何部门伸手救助，说明国家的救助网存在盲区。
我们发出第二个微博“我们该怎样来拯救你，我的病人”，网友们纷纷出来说话：“此事非个案，捅伤的不是我们的心，而是社会保障的洞。”
“医院帮得了他一时，帮不了他下半辈子，帮得了他一个，帮不了一个群体。”
“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应该更加完善，让丁华东们身处困境不无助，让医生救人之后不无助。”
网络和纸媒上的讨论轰轰烈烈，本地两家电视台也一起介入，对这件事进行了系列报道。大家的谈论重点是，国家应该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，帮助有类似遭遇的在外务工人员度过难关。
但这一切，对丁华东来说，是迢迢之远水，解不了他火烧眉毛的近渴。眼前的问题，仍未得到切实的解决。
一阵秋雨一阵凉，季节进入深秋，窗外草木萧瑟。监护病房一年四季保持着人体最适宜的温度。丁华东头上的手术伤口和喉部气管插管的伤口早已愈合，但脑溢血后遗症状十分严重，右侧身体偏瘫无法下床，不会讲话，不能自己吃饭，大小便也不自知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腿部肌肉消瘦萎缩，手指及手腕关节扭曲变形，因为开颅手术被取掉颅骨的部位明显凹陷下去，看上去有些不堪。
他的精神状况在逐渐好起来，一只手常乱抓乱动，嘴里发出“啊啊”的叫声。他有时会发脾气，不吃护工阿姨喂的饭，小护士喂他，他就吃。护士说：“不能发脾气，要听话，听懂的话就握一下手。”他就会用能活动的左手紧紧握一下护士的手。医护人员和护工照顾他大小便，给他喂饭喂水，教他说话，在他手里放一个乳胶小玩具，让他捏着练练手劲，还经常从家里带水果给他吃，把他当孩子一样哄着。
没有家属陪护，医生无法将丁华东转到普通病房，只能一直把他留在重症监护病房。因为监护病房是一个大通间，每班最少有三名护士在岗，二十四小时有护工，能及时照顾到他。而普通病房中，一名医生一名护士，夜间要管几十号病人，根本无法顾及一个瘫痪病人的生活。其实，医生也很明白，监护病房一共只有十二张床位，丁华东长期占用了一张，这是对公共医疗资源的浪费。
但除此之外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丁华东病情稳定后，医院就每天安排康复科医生到监护病房为他做肢体功能锻炼，不能因为没有家属，而错过他康复的最佳时机。
转眼两个多月过去，按丁华东的病情，早就可以出院修养了，但他只能在监护室待着。医生给他换了一个靠窗的床位，因为长期在重症监护室，有被耐药菌感染的风险，那个位置离别的病人相对远一些，空气流通也相对好些，躺在床上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色。
对于这一切，其实丁华东并不知晓，他的思维大部分仍是迟钝紊乱的，只有提起老家和家人，才会有快速明显的情绪反应。
院方已不再对家属抱有希望，也不再期盼有哪个部门能主动站出来帮助这个可怜人，但医院不是敬老院，不能养他终老，他总得有个去处。在杭州，他无法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与救助，回户籍所在地，或许才是他最好的出路。
救助站、派出所，派出所、救助站，我们轮番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，请求，沟通，协商。
派出所说：“出警，救助，送医，协查，能做的我们都做了。”
“警察叔叔说话有威力，再帮忙想个办法说句话吧！”
确实，同样一句话，从医护人员嘴里说出来，别人会觉得是为了利益，由警察说出来，就代表着法律与正义。
“后续的事我们无能为力了。”
“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吧，医院，医院该怎么办呢？”
“那我们请示请示领导吧。”救助站说：“病人我们是不能遣送的，半路病情发生变化怎么办？”
“我们可以派车送他到火车站，医生保证，他路上不会有生命危险”。
“我们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没有护理经验。”
“我们可以派医生全程跟随护送。”
沟通。等待。对于十几万的医药费，医院已完全不抱希望，因此也不再提起，只想给丁华东找一个归宿。又二十天过去，终于有好消息传来，派出所和救助站达成共识，与医院三方各派一名工作人员，护送丁华东回四川老家。同时，派出所联系了当地公安局，救助站也与当地救助站联系，他们答应到时会派车到火车站接人。
丁华东终于要回家了，医护人员告诉他这个消息，他又一次涕泗横流，呜呜地哭出声来。火车票就定在三天以后的上午十点。
医护人员着手为他准备行装。我们到街上为他买了新衣服，红色的，喜庆。新帽子，用来遮挡和保护他缺损凹陷的头颅。短裤买了四条，以免半路尿湿，新鞋新袜子毛巾餐巾纸湿纸巾尿不湿矿泉水面包，能想到的都买了，满满两大包。
那天一早，医生护士给丁华东脱下病人服，换上红衣服新裤子。丁华东兴奋地哇哇乱叫，伸出并不灵活的手，把新鞋子揽过去抱在怀里。
ICU左主任给他戴上新帽子，竖起大拇指，夸他很帅，护士把一面镜子拿到他面前，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他竟然咯咯咯笑出声来。
原先对丁华东事件做过采访的市、区两家电视台得知消息，也赶来拍摄报道，在大家的簇拥下，丁华东被抬上救护车，在医生的陪同下赶往火车站。一名派出所干警，一名救助站工作人员已在火车站等候。
在异乡重病一百零六天后，丁华东终于踏上回家路。单趟两天两夜的行程，身体瘫痪、大小便失禁的病人，那场护送任务异常艰辛，但最终安全送他踏上了家乡的土地，把他交到他家乡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手里。他们说丁华东的老家在偏僻山村，要第二天才能送他回家。
一年之后，丁华东回乡的那个日子，护送他回家的郑医生跟我念叨：“丁华东不知怎样了，在偏远山区的那种医疗条件下，那样的家庭环境中，不知是不是还活着，家人护理得好不好。”
是啊，一年了，杳如黄鹤的丁华东，你在家乡还好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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